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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马将军公孙瓒三国历史上早期最强的诸侯

时间:2019-06-30   浏览:0次

公孙瓒字伯珪,辽西令支人,为人美姿容,大音声,言事辩慧,家世二千石,辽土豪强。太守奇其才,以女妻之。后与刘备师从卢植,为郡小吏,太守犯法,甘愿随同远徙,临行于北芒拜别祖先,慷慨悲泣,其气度为时人所重,既行,于道得赦。还郡为辽东属国长史,尝从数十骑出行塞下,卒逢鲜卑数百骑,约其从者曰:今不奔之,则死尽矣。驰出冲贼,遂得免,为人勇略如此。

中平中,乌桓反叛,与张纯等攻蓟,瓒讨伐有功,迁骑督尉,追击敌寇,深入险境,被围二百日,粮尽食马,与众人诀别,后终脱险,封都亭侯,复领辽东属国长史,受幽州牧刘虞所职统,控戎马,抵御边寇,每闻有警,其愤怒厉色,望尘赴敌,或继以夜战,虏识其声,惮其勇,莫敢抵犯。与善骑射者数十人,皆乘白马,为左右翼,自号“白马义从。”深为虏骑所畏,皆避之塞外。

初平二年,发布檄文讨袁绍,不久议和。当时青徐黄巾三十万,入渤海境内,公孙瓒帅二万骑败之,威名大震,拜奋武将军,蓟侯。南渡河攻取了冀州、青州、兖等华北大部分,营建易京,以通辽海。乃自署其将为青、冀、兖三州刺史,多置郡县守令。又遣弟公孙越连结袁术进攻豫州,逐步成为与董卓并立东西的两个最大军阀。初平三年初,公孙瓒帅大军攻袁绍,于界桥与袁军初次交锋,被击败退兵。公孙瓒遂刻玉玺派故乐浪太守劝刘虞称帝,为刘所拒绝。公孙瓒与袁绍时战时停相攻近二年。四年底,刘虞攻打公孙瓒失利被擒,当市祝曰:当立为天子则雨,时天旱无雨,刘虞最终被杀害。刘为人仁义,深受百姓爱戴,所以鲜于辅、阎柔等将领和北方少数民族各部联合起兵进攻公孙瓒为他报仇。虽然公孙瓒控制着幽州、冀州、青州大部分并与辽东连结,但是由于他失去了民心,又贪图享乐,逐步走向衰败。兴平元年,曹操攻打徐州陶谦,公孙瓒部将刘备乘机进入徐州,张邈、陈宫、吕布等据兖州叛,袁绍联合曹操平定兖州,其间公孙瓒忙于对付鲜于辅等人无力南下,只好与袁绍和解。在收复兖州后,袁绍遣侄袁谭、曹操攻公孙瓒的青州刺史田楷,公孙瓒将刘备据徐州与袁绍结盟(可能与刘虞被害有关),青州为袁谭攻占,继而袁绍收复冀州,进攻幽州,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,公孙瓒又听信谗言,对遭受攻击的部将见死不救,导致众叛亲离,势力日窘。即使如此,他依然在易京广建高楼,日夜为乐,自恃城高粮足,坐守孤城。建安四年初,袁绍联合各路兵马围攻易京,破城,公孙瓒自杀。袁绍在华北地区的统一战争结束,逐步恢复社会秩序。

公孙瓒的一生是复杂的,作为一位军事将领,他曾经控制了中国东部地区的绝大部分,包括今天的辽宁、河北、山东、河南、江苏等地,他的成功是和当时的幽州牧刘虞支持密不可分的,刘虞是后汉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,他为人品德高尚,执行民族团结的政策,和轻赋免役的爱民政策,在朝野拥有很高的威望,在少数民族中深受爱戴,他宁死不愿为帝也表明他是个忠义士大夫。在公孙瓒的南下作战中,他也得到了少数民族的很大帮助,所以公孙瓒的失败也是从他和刘虞关系恶化开始,而他害死刘虞时,就决定了他灭亡的命运。

公孙瓒出身辽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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豪强,他在公孙氏族中,是一个特别的人物,早年的他经历坎坷,常年征战,自身没有豪门子弟养尊处优、吃喝玩乐的腐化生活,待人诚恳,甘为囚奴与太守充军远方,赤胆忠心,久经沙场,功勋卓著。与吕布武艺高强、天下无敌相比,他更多的是坚毅和勇敢,但是常年的厮杀使他后来变得性格残忍,又没有政治信念,在战争劫掠中日益贪婪,残害百姓。他曾经打算立刘虞为帝,史书中记载是袁绍所为是不真实的,袁绍举义反对董卓擅废立,自己是不会效法的,公孙瓒讨伐袁的檄文中也未提及,而使臣也不是袁绍的亲信,劝进的辽东乐浪太守更可能是公孙瓒的亲信,而临市祝雨,更清楚地表明公孙瓒之心,史书中载他占据数州之地,自行封赏的官员比别人都多。

在害死刘虞后,公孙瓒集团丧失人心土崩瓦解,他是敌视、压迫少数民族的,破坏刘虞民族团结政策,劫掠刘送给鲜卑的礼物,如袁绍给他的信中说的:“东西鲜卑举踵来附,乃足下驱而致之也。”而他在自己的统治集团内部,又多用贪婪自私的奸险小人,晚年贪图享乐,丧失斗志,终于逐步走向失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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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失败的原因,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:

第一,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政策是导致长城抗战失败的根本原因。虽然蒋介石在长城抗战中多少改变了九·一八事变以来不抵抗的政策,实行了“一面抵抗、一面交涉”的方针。但这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平息国人抵御外侮的呼声,是为了争取接受不是在最苛刻条件下的妥协,因而实质仍然是“消极抵抗,积极谋和”。

当长城抗战正处在最紧张的时候,蒋介石正指挥4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“围剿”;面对广大爱国官兵强烈的抗日爱国呼声,蒋介石曾严令:“如再有偷生怕死,侈言抗战,不知廉耻者,立斩无赦。”何应钦、黄郛在与冈村宁次进行秘密谈判时,何对冈村说:“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,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。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,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。”何应钦的话道出了国民党屈辱地接受《塘沽停战协定》的真实意图,是对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最好的注释。

第二,两线作战是长城抗战失败的必然命运。对日作战是关系全中国命运的大事,需要集中国内主要力量应战,但蒋介石只派中央军四五个师的兵力北上参战,中央军主力精锐一直在南方围剿红军。面对强敌,却如此轻率应付,这种两面作战,重南轻北的做法,一开始就决定了北方长城抗战必然失败的命运。正如有的台湾学者指出的:“热河之役的失败,张学良固然责有所归,唯蒋委员长实亦不无坐观成败之嫌。”

3月下旬,长城抗战最激烈的时候,日本调兵遣将,准备做最后的决战。此时蒋介石在北平怀仁堂召开秘密军事会议,蒋介石和何应钦在与前线将领谈话中,都一再强调,“不要希望再增加兵力,要以现有的兵力对付日军,要一面抵抗,一面交涉,争取外交解决。”蒋介石何应钦对长城抗战的态度,像一瓢冷水浇在抗日前线将领的头上。沉重的打击了前线将领抗日的决心。镇守冷口的商震,就是考虑到,在蒋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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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的眼里,没有实力的将军是没有地位的,手中没兵权在军界也是难以站住脚的,此时的他既要尽一个军人的职责,抵抗日寇,又尽量要保存实力。因此他在前线始终只放一个师的兵力,预备队远在大后方。防御战线过长,便一字排开,没有纵深配备,没有机动兵力。因此4月上旬,日军对冷口发动强大攻势

的时候,尽管前线将士浴血奋战,他们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,在多少次集团冲锋下,与敌血肉相博,坚守了5昼夜,最后镇守在冷口右侧的白羊峪141师721团官兵几乎死伤殆尽,敌人趁机突破防线,杀开一条血路,突进长城,从侧翼包围冷口,使冷口失守,造成长城战线全部退却,长城抗战最后失败。

第三,在战略上消极防御,死守阵地,被动挨打。日军在进攻热河前,驻扎在华北地区和热河的中国军队(包括义勇军)达到35万之众,仅热河的东北军的数量并不少于日军,汤玉麟在热河境内部署的东北军就有近10个师的兵力,约10万人。而日军投入的军队仅2个师团又3个旅团,不过5万人,加上伪军才10万人。日军为达到战术上的优势先在山海关打响,又在渤海湾造成登陆的假象,牵制何柱国、于学忠等于滦东和津沽间而不能援热;还利用刘桂堂、崔兴五、李守信等伪军在察哈尔东部和热河北部牵制了中国守军5个师的兵力。同时,日军集中了装甲车、汽车、骑兵部队,沿交通大道快速调动,很快将热河占领。而中国军队处处设防,往往是一字排开,没有纵深,消极死守,线长兵薄,工事简陋,一点被突破,全线即溃。

中国军队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日军,而且有地形上的的优势,如果在日军进攻时,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大量杀伤敌人的生力军为目的,采取运动战、伏击战,夜袭战,或派出小分队,攻其后方,是能给日军以杀伤或遏制其进攻的。事实上,局部的出击是有奏效的,如第29军在喜峰口、罗文峪的夜袭等;大部队的前出和突进也能办得到,如冷口的进攻战,第26军在兴隆对日军的进攻和包围。可惜这种做法既未推而广之,亦未持久,这是由最高指挥者消极防御的指导思想造成的。即使是这样的战斗往往也只是击溃战,而不是歼灭战,“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”。毛泽东在《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》中指出“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,我们是十分敬佩的,但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。”“军事上的错误,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。打的大半都是被动仗,军事术语叫做‘单纯防御’。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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